几个月前，我随对外经贸大学的代表团重新回到了我的第二母校西东大学进行访问。三年之后重归故里，一踏进校园，一路热情的拥抱和握手，当年学习、工作和生活一幅幅的画面又栩栩映入眼帘，毕竟那是我四年之久的紧张而美好的时光。

　　我在美国期间求学和工作过的地方叫南桔村，不过经验告诉我，倘若走出方圆50里而迷了路，最好不要问去南桔村怎么走，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于是我就提西东大学，如果他们还是摇头，我还有两个最后的补救办法，一是西东大学的“海盗篮球队”，二是西东大学赫赫有名的校友科兹洛夫斯基。
　　一提起“海盗队”，很多美国人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因为“海盗队”曾打过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亚军，并为美国NBA输送了不少精英队员。而且，有一位在黑人区纽瓦克长大的法学院学生的义举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他将在球赛中赢得的一百多万美元奖金悉数捐献出来，专门用于支持美国的反枪支运动。当时他才年仅21岁。多年来，叱咤风云的“海盗队”一直成为西东大学向无数热血青年发出的号角，很多学生就是冲着它才报考这所大学的。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堪称当今商界最著名的风云人物，他作为一个出身于贫寒的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在短短23年的时间里脱颖而出，徒手建立了一个市现值为930亿美元的经济帝国——“泰科国际公司”，而且在经济萧条中率先走出低谷，将多年独霸“幸福杂志五百强”榜首的杰克·维尔奇所领导的通用汽车公司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本人在1998年的年薪就达到了3,700万美元的天文数字。他自然也成为西东大学的校董，为该校做出了许多包括捐赠在内的贡献，该校新落成的商学院大楼开始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可惜，他后来由于贪污公款而遭遇了牢狱之灾。

　　西东大学无法和哈佛、耶鲁等“常春藤”系列的名校比肩伯仲，但国内学界却对之耳熟能详，这主要是因为自1979年以来，该校一直和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国内科学院保持固定的学术交流关系，而且时常为我国国家机关培养高层的管理人才。最近，该校与经贸大学联合举办的体育管理培训已刊登于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与北京市主管部门创办“国际体育管理研究中心”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在诸多赴该校交流的学者中，我本人便是这一交流关系的最大的受益人。之所以斗胆称自己为最大的受益人，是因为我首先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交流学者被派送到该大学进修的，不久就被该大学的商学院聘为国际工商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客座教授，而且还享受到该校对职工的一项重大的福利计划——免费就读学位。于是，我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工商管理和跨国经营两个方向的双硕士学位。

　　在美国，有很多城镇是靠大学维持的，就像我们时下兴起的大学城。南桔村的中心便是西东大学了。

　　位于“花园之州”的新泽西人口尚不到两万的南桔村确乎鲜为人知，尤其和它周围的城镇相比，其规模就更相形见绌了。它东距纽约市仅有14英里，西与爱迪生的家乡西桔村浑然一体，再往西15分钟就是南北战争时期华盛顿的北军指挥中心莫利斯镇，往东南15分钟就是著名的纽瓦克国际空港和海港。虽然称其为村，其实，在高度工业化的新泽西，我们所想象的农业村落早已成为了历史，所以抛开其字面的名称，它应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镇。

　　南桔村虽小，而且知名度很低，但我却不能妄言它名不见经传，因为其历史可不容小觑。17世纪中期，欧洲定居者从最先登陆的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南下，于1666年从土著印地安人的头领手中买下了纽瓦克的大片土地，并开始建立城镇，仍然希望以农耕为生的印地安人则顺势迁徙到南桔村。而在12年之后，这片土地又卖给了同一批定居者，从而归入纽瓦克的近郊。放眼望去，许多殖民时期的维多利亚式的古建筑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

　　西东大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天主教大学，它是由贝雷主教于1856年创建的，音译“西东”的名称就是创始人姑妈的名字。照创始人的初衷，其使命是“为心灵和精神提供一个家园”。自始以来，该大学一直保持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提倡个人精神的修炼和人际间的关爱。为体现其宗教传统，校园内设有专门的教堂，即使在教学楼也设有“祈祷间”，供虔诚的教徒师生在课间祈祷。除了新建的现代式商学院大楼之外，校园的建筑一般只有两三层高，统一的罗马式圆顶拱形，教堂的钟声有节律地为这个静谧而安详的城镇平添了庄严而神圣的气息。该大学一开始就注重多元化。在大学创建之初招收的500名本科生中，就有大量的学生来自17个州和6个国家。19世纪的内战和20世纪初的大萧条并没有阻碍学校的发展壮大。到20世纪50年代，该大学已经成为具备文理学院、护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等多学科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

　　除法学院设在纽瓦克高等法院对面之外，大学的主校园座落在风景如画的南桔村，占地58亩。当前有学生1万多人，本科生4,800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6,000人左右。和美国许多综合性大学相比，这虽然是一个“迷你型”的校园，但它功能俱全——书店、体育馆、餐厅、娱乐厅，更不用说现代化的图书馆、领先的网络和远程教学设备。校园的每一处都可以说是精雕细琢出来的。大片的绿地上点缀着各式各样的鲜花和绿树，绿树下是供读书和休闲的长椅。各种汉白玉和大理石雕塑神态安详，蕴涵着精神的力量，随时提醒人们即使在他人的目光之外也要珍惜自己的生活，检点自己的言行。

　　即使按照美国的标准，学校的收费仍然是偏高的。这恐怕是私立学校的普遍特点。一个本科生每年的学杂开支要接近3万美元。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学校就必须以相当的价值回报来维持其生源。控制师生比例是学校贯彻个性化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全校的师生比例保持在1：14，作为学校的一项政策，每个班级都不超过25人，而且语言课都不超过15人。如果选课的学生超过了规定的数目，就必须另行开设班级。在商学院，学校通过与IBM合作，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了笔记本电脑，学生可以在图书馆、教室、宿舍甚至校园的空地上随时上网。

　　图书馆是一个大学的神经中枢，1994年落成的威尔士图书馆正是这所大学的骄傲。如今的图书馆不再依靠藏书的数量论优劣，按照该图书馆的资深教授阎志宏（大军阀阎锡山的侄子）先生的话来说：“图书馆不应该是仓库，而是通向知识王国的大门。”的确，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们所缺乏的不是信息的数量，而是如何能够迅速地检索到最有价值的信息。为此，图书馆专门设有咨询台，任何师生只要向值班的教授说明自己的研究意图，他就会告诉你应该从哪里入手进行检索。他要么像门诊大夫一样给你开一个“处方”，你只要按图索骥就能即刻拿到想要的资料；要么就亲自带你去胶片室或就近的网络终端，手把手地教你查找。如果你所需要的图书资料不在图书馆收藏的范围，他们会马上到其他的图书馆或资料中心帮你订阅，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教授给学生布置的阅读作业一般都交给图书馆的流通台，由流通台事先为学生保留规定的书目，这样既节省了教授的时间，又为学生提供了便利。另外，学校第二学期要开设的全部课程目录也是摆放在图书馆的流通台供学生自取。藏书和阅读台自不待言，图书馆还设有会议室、多功能厅、讨论室。对我来说，有两项内容使我受益最大，一是图书馆为教授单独提供的研究室，二是专门的网络检索终端。每个教授都可以申请一个独立的研究室，你可以把所有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图书资料收罗在里面，直至研究课题结束为止。图书馆和各大资料中心通过网络联接起来，为师生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仅“威斯特法律网”，每分钟的在线费用高达3美元，如果靠个人付费，这样的检索几乎是无法做到的。这在90年代中期网络刚刚 现如今，图书馆又做出了一项令师生振奋的举措。他们把主要的检索引擎和网站分门别类地联接到校园网上，本校师生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检索到各种文献，阅读最新的期刊杂志。

　　说到西东大学和国内，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我所敬仰的摩菲神父，一个是我从摩擦发展到友谊的杨力宇教授，一个就是我最憎恶的国际办公室主任凯瑟琳·瑞丽。这里，我想先从杨教授说起。

　　杨力宇教授祖籍大陆，就学于台湾，后一直在西东大学任教并担任文理学院亚洲学系主任。他号称是西东大学和国内教育关系的基辛格，在国内开放之初，他为西东大学教育代表团访问国内以及嗣后建立稳定的交流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曾受到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先生的接见，并作为信使以民间的方式向台湾传达了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六点方针”。每每谈起与邓小平先生的会面，杨教授自豪的神态总是溢于言表。他会将这两小时的会面绘声绘色地讲述一番，邓小平先生当时的音容笑貌，一举手，一投足，敏捷的思维和睿智的幽默，他都不会漏掉一个细节，而且还会模仿四川话将小平先生的精彩话语娓娓道来。客人到他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被邀请看他和邓小平先生的合影。

　　我和杨教授的友谊应该从一段插曲讲起。记得在1999年春，西东大学的国内学生和学者发起了一次“国内日”，上午是研讨会，下午是座谈会，晚上是国内传统的文艺节目。这是我们的一次重大节日，而且在大学内外会产生不小的反响。首席发言者是杨教授邀请的知名学者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我对梅森的了解仅限于他曾和李志绥合作过颇具争议的《毛泽东传》。由于我本人对这本一时间在美国抄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畅销书没有任何好感，所以可能无意识之中厌屋及乌了。尤其是在他批评国内改革步伐仍然太慢的时候，我便忍不住站起来和他展开了争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言词有些过于激烈，梅森也有些尴尬，所以也给杨教授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许是大家都行色匆忙的缘故，我们迎面而过也没有打过招呼。直到开始读第二个学位的时候，我选修了杨教授开设的一门有关亚洲经济的课程。第一次发现我坐在他的课堂里，他有些不自在。他对全班同学说：“我对刘先生很了解，他本人已经是教授了，而且是亚洲问题的专家，所以没有必要上我的这门课。”即使我对课堂中可能发生的微妙关系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也从未想象到他会当场表示不希望我听他的课。愤愤然，我离开了课堂。第二天我正思考如何向校方反映此事，以主张我作为学生的权利，他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杨教授希望能邀请我到教授餐厅共进午餐。我也正想摸清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以便决定自己下一步如何行
动，于是便如约前往。不成想，席间杨教授对我十分坦诚。交谈之中，他说道，“我原以为你是极左的共产党分子，结果发现你并不是这样的。”我隐约知道杨教授具有很深的台湾背景，而且是当时有望接任李登辉而荣登总统宝座的连战的同学，他还为连战写了一本名为《有容乃大》的传记。他首先希望所有的国内人能够幸福安乐，因此主张彼此尊重各自的选择。他的基本立场是，一方面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另一方面又反对台独，同时又反对大陆以武力威胁台湾。有鉴于这种复杂的情节和他本人总喜欢在任何论题上争强好胜的性格，我故意避开和他就政治问题展开无休止的争论。最后他认为我的确不适合坐在他的学生席里，于是提议由我做独立研究的课题来获得学分。自那次席间会谈以来，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朋友关系。如今，由于他年事已高和三年前动过一次大手术的关系，也是由于台湾国民党接连败北的缘故，他本人的生活平淡了许多，观点也平和了许多。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少有的勤奋，每天只为自己保留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摩菲先生是我到美国所遇到和进行长谈的第一个人，原因是西东大学为我安排的住处就是他辖内的“国内屋”。那时他已经76岁高龄了。一眼就看得出，他决不是一个普通的管房子的老者。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所二层的红砖别墅是他在1986年动用了大部分个人继承的家产和手中可以支配的资金专门为国内的学生和学者购置的，因此他将其命名为“国内屋”。他后来讲，初到美国的国内学生和学者往往经济拮据，而且人生地疏，这所房子起码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软着陆”。他向人们收取的房租，至多只能贴补一部分房屋的维修费用而已。他后来将“国内屋”捐献给了西东大学，并辟出两间房子作为“亚洲中心”的办公室，自己担任主任。我至今仍找不出更确切的言词来形容这位长者，只能说他是一位极其罕见的纯粹的人，更是一位国内人不折不扣的朋友。举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无不为他发自肺腑的爱心所感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神职人员，而更重要的是他博大的胸怀和拳拳的爱人之心能给人们带来向上的力量和前进的勇气。

　　摩菲先生在二战中期毕业于海军学院，由于在军中出色的表现，迅速晋升为海军少校，并获得美国总统嘉奖状。曾经作过海军，这是他毕生的自豪。有一次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参军的，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马上纠正我说：“嘿，那是海军好吗！” 这时我才意识到，在英文里，军队和陆军是同一个词（Army）。他曾在二战期间随美国军舰到过上海，待命参加在国内的联合抗日行动，虽然没有听他说起参加过真刀实枪的战斗，但他总是感慨万千地讲述他亲眼目睹的国内战乱之苦。旧上海在日寇的铁蹄和炮击之下满目疮痍，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他当时还年轻，总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勤俭持家、与世无争的国内人要遭受外族强加的劫难？为什么世世代代得惠于国内的日本人反而以怨报德，到国内的土地上专横跋扈，烧杀抢掠，惨绝人寰呢？还有世界上的其它地区，类似的现象始终联绵不断。对人类问题的思考以及个人家庭的背景促使他在36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上帝，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成为神父。我想，其实每个心智健全的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所理解的“上帝”，只是他们所发布的旨意不同罢了。成为神父并没有使他忘记了根深蒂固的国内情节，相反，他于第二年就到耶鲁大学专攻汉语，继而到玛丽科诺学院讲授国内问题，并担任了哲学系主
任。在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和坚定的信念投入到人类事业之中。他创立了志在维护和平的学生团体，致力于拯救拉美地区动乱的受难者；他先后担任美国天主教大会的教育部首届主任和全国纽曼基金会主席，力争教会为社会教育服务，帮助那些因经济困难和政治压迫而无力接受教育的不幸者。在担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美国委员会副主席和美国人类和教区委员会主席期间，他积极推动美国在人类科教事业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摩菲神父于1975年来到西东大学，并于1979年开始担任大学校长之职，并在卸任之后领导“亚洲中心”。“亚洲中心”的原名是“远东研究中心”，但他后来意识
到，远东是一个欧洲人过时的概念，而且带有殖民时期的痕迹，所以他力主更改成现在的名称。

　　摩菲神父一生曾40余次到访亚洲的许多国家，而最令他难以割舍的还是浓浓的国内情。他虽身居要职，整日公务繁忙，但每逢国内节日，他总是不请自到，而且给每个人都带来礼物和欢声笑语。在耄耋之年，他认领了一位国内学生作为义子，出资与义子合购了一所住宅，如今也当上了幸福的爷爷。在此，我和许多了解摩菲神父的人一起为这位长者祈祷，愿他长命百岁。

　　一说到我最憎恶的人，我和摩菲神父在心胸上的差距就暴露出来了。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无论如何努力，都不会像摩菲神父教诲的那样去爱自己的敌
人。幸而，我一生的敌人还不多。其实，我始终没有把西东大学国际办公室的前任主任凯瑟琳·瑞丽当成我的敌人，所以说她充其量只能是西东大学唯一迄今令我憎恶的人。瑞丽是一个大高个的中年妇女，深蓝色的眼睛和绛黄色的头发告诉我，她是一个典型的爱尔兰后裔。她一生没有到过别的国家，甚至当我告诉她国内的幅员面积大于美国这样一点常识时，她都会感到惊讶。我一开始只是觉得她有些孤陋寡闻，这样的人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但我们交往和合作还算顺利，各种国际性的校内外活动她都通知给我，而且有时还开车带我前往。我举办一些讲座也会由她出面，所以我对其他亚洲学生和学者对她的怨言并没有十分在意。毕竟，无知的人不一定可恶。但是，在我提出要将妻子和孩子接到美国团聚的时候，她首先是表示愕然，然后便是断然拒绝，声称西东大学的国内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很多人已经形单影只多年还没有解决跨洋分居问题，言外之意是我在刚刚到达不满3个月的时间就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说实话，我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想到她如此无知和无礼。她见我仍然固执己见，就从抽屉了取出一份美国的移民法规，以极快的速度对我宣读。她是想以语言的优势和我可能只是一知半解的法律来震慑我。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站起来拍了拍她的办公桌，打断她说：“我找你来不是向你提出申请，因为你现在坐在这里的职责是为我提供服务。美国的移民法是国会制定的，有关学者及其的家属的赴美问题是美国新闻署来批准的，签证问题是由驻当地的大使馆核准的，你的工作是为我的家属提供和缮制申请表格，而我认为这充其量是一份秘书性的工作。关于美国的移民法，我本人是学法律出身的，而且对这项特别法已有相当的研究，我都可以免费为你讲授这项法律的立法过程和立法意图。所以，既然我们都领取西东大学的薪水，不同的只是我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你现在的工作是为我缮制这张表格，这也算是教授和秘书的分工吧。”这一番棉里藏针话可彻底惹恼了她，本已通红而且略带粉刺的脸涨得猪肝一般。不过我无心多看，拂袖扬长而去。

　　我已预想到这一回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为了避免她恶人先告状，我和摩菲神父和杨力宇教授以及其他的国内教授沟通了情况，并同时也和国内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参赞处做了汇报。摩菲神父还为我专门找到大学的校务总长进行交涉。3个星期过去了，依然没有回音。其他的国内同学开始劝说：“罢了吧，我们的情况你都知道，比你不知惨几倍呢。”我找到我的研究所所长办公室，不巧她正在华盛顿出差，于是我就让秘书转告她，如果此事在一周内仍无结果，我们就此作别，我自己打包回国内了。事后所长才告诉我，她当天下午就打电话给瑞丽，威胁她说：“倘若我回到大学后发现刘教授已经离开了，我的第一件事是向校长递交辞呈，然后你也就准备另谋高就吧！”当天我又约见校务总长，谈话期间校务总长当场打电话给瑞丽。我隐约听到她在电话里说：“我正准备就刘教授的情况请示您的意见呢。”校务总长以命令般的口吻对她说：“不用请示了，你可以认为已经批准了！”然后挂断了电话。第二天我主动打电话给瑞丽，她的态度缓和了许多，但她显然不知道我已经了解了她和校务总长通话的全过程，所以还在装腔作势，说：“我已经向校方的上级机关做了汇报，情况正在朝积极的方向发展，请您再耐心地等待。”我本想问题解决了也就作罢，她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一意孤行，可她如此阳奉阴违的腔调实在令我作呕，我给了她最后通牒，要求在当天下午领取表格。

　　尽管结果如愿以偿了，我始终对此耿耿于怀。此事也引起了杨力宇等亚裔教授和其他美国教授的反响，同时也勾起了其他受害者的再度抱怨。杨教授率先写出一份控告信，我又以国内学生学者联合会会长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控告信，广泛征集亚裔学生和学者的签名，然后呈交给校长。一时之间，一股反种族歧视的浪潮翻动起来，本来交往不多的亚裔学生和学者也空前地团结起来。在众人的压力之下，校方做出决定，宣布辞退瑞丽。她又以已经身怀有孕为由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灰溜溜地离开了。其间，她曾找过我一次，表示道歉，但依然没有得到原谅。在我离开西东大学之后，一些同胞向我透露说，现在的国际办公室对国内人的态度确实今非昔比了。